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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夏秋之交，北戴河的景象已不复昔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喧嚣。往昔常至此地探访的老一辈革命者，多数在那场浩劫中遭受打压，或被迫退居幕后，甚至被下放到农村的干校劳动。

干部疗养活动本身，亦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到批判。

往昔夏日里喧嚣热闹的十里海滩，此刻却显得格外宁静，大部分区域人迹罕至，空荡荡的。唯有少数身着军装、依旧享有特殊权限的人员，得以自由穿梭于别墅区之中。

昔日中央常委成员中，毛泽东已不再前往北戴河休憩。彼时，他年事已高，体态渐显衰老，已无力再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抗衡，因此更倾向于前往南方，而非重返北戴河。周恩来自“文革”结束以来，独自承担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行的重任，日夜操劳，无暇他顾，更遑论休养。刘少奇、邓小平遭受不公之冤，被打倒；陈云亦被边缘化，在党的九大上仅得以当选为中央委员。朱德虽勉力维持其在中央政治局的席位，却常被视为“老右”的代表，夏日间偶尔仍会来北戴河小住。此时，中央领导层中，在北戴河海滨逗留时间最长的，莫过于林彪。

北戴河96号楼

彼时，林彪寓所位于北戴河西海滩东北方约两公里的联峰山松林深处，那是一栋两层的小型住宅，隶属于中直疗养院之96号楼（今已更名编号为62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那段“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疗养等休闲活动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严厉批判。然而，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极少数人却能在极端的“革命化”运动中，依然享受到特殊的疗养优待。尤其是林彪，他公然宣扬要横扫“封、资、修”，摒弃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他的妻子和儿子却热衷于追求和享受西方的奢华品。普通民众只能观看那仅有八部的样板戏，而林彪在北戴河的96号楼中，却放映着进口影片。甚至在“九一三”事件前夕逃离之际，楼内仍播放着香港的喜剧片。

洞察实情者，无不将其视为典型的虚伪之举，而林彪在解放后的官职攀升，亦与这种虚伪紧密相连。

昔日林彪身处高位，备受赞誉，被誉为神一般的存在。然而，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批判之声四起，他顿时变得一文不值，被指责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被认为向来缺乏实战经验，如此等等。

果真如此，何以该人士能从井冈山战役时期的一名连长，历经战火纷飞、生存竞争极端残酷的战斗洗礼，迅速晋升至营长、团长、军长乃至军团长，并被任命为我国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当共和国颁发元帅军衔时，他为何又位列第三？更何谈在1958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在审订对林彪的评价时，依然涉及了两个层面的论述：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考量功绩，亦提及罪过的立场，方显出客观与公正的真谛。

审视林彪的生平，我们发现他于1907年12月5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地主之家，原名育蓉，亦有人将其写作“育容”。在家庭中，他是排行第二的儿子。他的兄长长期留在家中，照料双亲，而他的三弟和四弟则投身革命事业。尤其是四弟，在从抗大毕业后即刻奔赴战场，最终在解放战争晚期的山西战场上，以团级干部的身份英勇捐躯。

必须指出，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周边地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奠基人陈潭秋，以及为国家地质科学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在林家堂兄弟中，被誉为“黄冈三林”的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和林育容（即林彪），均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林彪在少年时代便显得沉稳而内向，思维敏捷。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各类进步思想的涌现，林彪逐渐吸收了新思想的养分。1923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时，他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深造军事，在此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他与日后成为国民党军重要将领的高魁元同队，甚至有过同住上下铺的经历。到了60年代，林彪担任国防部长，而高魁元在台湾亦担任“国防部长”，这不禁让人感到一种耐人寻味的巧合。

随着北伐战争的拉开序幕，林彪甫从黄埔军校学成，便投身战火，被分配至前线。当北伐军挥师武汉，林彪亦被委以重任，调至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担任排长之职。历经大革命的风雨洗礼，在一片血雨腥风的残酷环境之中，林彪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并随部队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南下征途中的南昌起义队伍遭遇挫败，众多成员不幸被击溃。此后，林彪以连长的身份投身于湘南的武装起义，并与起义队伍一同攀登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烽火中，林彪被朱德选中，担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的营长。随后，毛泽东又任命他为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林彪迅速晋升，至1929年春季，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之际，他已被提升为第一纵队的司令员。1930年6月，他更是荣升为红军第四军的军长，当时年仅23岁。林彪无疑也是中央苏区创立的先驱者之一。

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林彪同志参与了中央红军的一系列关键战役。至1932年3月，他荣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此职位后更名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擅长发动迅猛的突击。随着胜利战果的累积，他的声望日益隆盛，并迅速攀升。在他担任军团总指挥的时期，年仅25岁。

不可否认，林彪在严酷的斗争岁月中，其思想亦曾出现波动。以南昌起义的失败为例，他曾提出化装潜行、分散行动的策略，并亲自执行了数日，最终选择回归队伍。在那时人心惶惶之际，他的归来已属不易，朱德、陈毅等领导亦未对此加以追究。而“逃兵”的说法，则是在林彪遭受全国性批判后才再次被提及。

在中央苏区初创之际，林彪对未来的形势曾一度持有悲观态度，曾提出“红旗究竟能飘扬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特意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这种消极看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尽管曾遭遇过摇摆，但他仍旧坚守高级指挥岗位，坚持武装斗争，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革命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在1979年的重新开放展陈中，均恢复了林彪同志的历史照片陈列。1980年，黄克诚将军在探讨如何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讲话中，亦高度认可了林彪同志当年的军事战功。紧接着，陈云同志在与《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谈话中，亦对林彪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曾为林彪部下的萧克上将，在其80年代所著的《记朱毛红军》一书中，对林彪的优缺点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萧克上将印象中的林彪，是一位善于动脑的战将，在红军中以智勇双全著称，深受毛泽东的赏识。然而，林彪也存在不足，性格较为内向与狭隘，不善于与人深交。

“师长林彪年纪轻”。而在解放战争的风云激荡之际，东北大地更是高唱着：“胜利的红旗哗啦啦飘扬，林总的号令传四方……”

在战争的硝烟中，毛泽东对林彪怀有特殊的情谊。自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不久，毛泽东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位年轻、寡言而战功赫赫的连长。每当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在意见上有所分歧，林彪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据曾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待其他来客通常不刻意热情接待，但对待林彪却独树一帜。当林彪从苏联疗伤归来，毛泽东便早早地在门外等候，一见面便热情地拉住他的手，一同步入窑洞。

在岗位分配上，毛泽东对林彪的信赖可见一斑。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八路军组建了三支主力师，其中由原中央红军改编的115师，师长一职便由林彪担任；在解放战争期间，五大战略方向中最为关键且兵力最为雄厚的东北野战军，亦由林彪领导。历史证明，这样的任命实属明智之举。除了在八路军期间，林彪因枪伤提前退出战场外，其余任务均圆满完成，令毛泽东甚为满意。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林彪指挥了两场战役，此举更令全国军民为之敬佩。

1938年，林彪身着从敌军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策马疾驰，不幸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认为是敌人，一枪击中，造成神经系统损伤。虽在苏联治疗数年，病情并未完全康复。然而，归国后，他身患疾病，却依然带病投身于指挥解放战争的斗争中。全国解放后，林彪长期卧床休养，拒绝参与抗美援朝，且多次缺席党的绝大多数会议。

据悉，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期间，因过量使用药物导致神经功能受损，从而引发了怕水、畏风、易患感冒、频繁腹泻、汗流不止等一系列后遗症。移居北京后，林彪身边有两位保健医生，分别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和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然而，林彪对医生的信任度不高，偏爱研读《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自行选择药物。他时常显得固执己见，坚持服用某类药品，即使医生认为不适宜或过量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他们也只能想方设法以替代品欺骗并哄他继续用药。

在林彪疗养期间，叶群等人对外宣称“首长”身体状况良好。然而，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透露林彪畏惧水湿、频发腹泻，乃至不愿观赏山水画作等情况，被指责泄露机密而受到严厉斥责。这种一边疗养，一边对外宣扬健康状况的做法，显然是为未来的复出铺陈舆论基础。

据警卫所述，林彪虽无心脏、肝脏、肺部等主要器官的疾患，却常感汗多、腹泻。夜晚入睡时，常身着衬衣，往往汗湿衣衫。汗出过多易招致感冒，因此，他需特别留意调节室内温度，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升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从未使用过棉被，仅以毛巾被作为盖身之物。北京医院院长经深入研讨后建议，使用一条毛巾被可提升4摄氏度的保暖效果；而穿着一件华达呢中山服同样能提供4摄氏度的温度。保健人员依据这一指导原则，大体上维持室温在21摄氏度左右。

林彪被批判后，外界的小道消息盛传他有吸毒问题，据他身边长期担任警卫的李文普讲这是言过其实。在50年代，林彪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是因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林彪的生活习性颇为独特，尽管他对警卫人员的待遇并无过高要求，易于相处。他的饮食颇为简朴，特设一位厨师为他烹饪，不过他有些偏食，若是肉菜导致胃部不适，腹泻不止，便会不再食用。日常主食多为肉饼、青菜与馒头。由于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林彪后来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然而不陪同又难以避免。曾有一次，在天安门，他与毛泽东一同走到金水桥下与红卫兵见面，步履维艰，几乎无法坚持回到原地。

尽管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他绝无部分人描绘的那般形象——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更不至于脆弱到“一阵风即可吹倒”的地步。至于80年代后，有人称他患有“精神病”，或称其“行为失控”，或指责他“任由叶群操控”，这些说法均失之偏颇。

有人夸大其词，对林彪的健康状况进行渲染，实则旨在迎合大众的好奇心。另一些人的目的则是为了描绘林彪身为一个病危的“重病之人”，声称其对叶群、林立果的邪恶行径“不知情”，“无权负责”，甚至有观点认为林彪在叶群的操控下如同被线牵引的木偶，更有甚者，试图以此论断林彪是被“劫持”至苏联，企图篡改既定历史事实，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妥当的。

林彪以身体欠佳为由，解放后长期休养生息。若他真是一心躺倒，恐怕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美名，功成身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在党中央常委中的“头号病号”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屡次登上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戏码。最终，在投机失败后，林彪逃离北戴河，却不幸葬身于他乡荒野。

林彪由功臣沦为祸根的转折点究竟始于何时？可以说，是极端“左”倾思潮的持续升级以及他个人权欲野心的不断膨胀，最终酿成了那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951年，林彪曾临时接棒周恩来，肩负起中央军委几个月的领导重任。不久后，他因病卧床，自此便不再参与工作。然而，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竟意外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一个本应休养养病的病患，却获得了如此殊荣，令人颇感意外。

在这八年里，林彪虽身陷病榻，却未曾放下读书之乐，且密切关注着政治风云，对党内诸多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笔记中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然而，他隐居于昏暗且通风不良的密室之中，所撰写的诸多格言、箴言、散记与感想，大抵是对毛泽东的动向与喜好进行揣摩。其中的许多判断与推测，充斥着恶毒、讽刺，甚至近乎谩骂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自1928年井冈山会师便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的人，竟会抱持如此的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个人崇拜的风潮中，林彪不时展现出他最为虔诚的一面，其一系列登峰造极、令人作呕的表演，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语录不离身”的形象，以及每次亮相时特有的手势，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实在暴露了其品质的极端恶劣！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根据他随手所记及口述的文献，林彪每日所思所想，既涉及国之大计，诸如政治、经济与军事等，亦探讨哲学、历史及马列主义理论。此外，日常生活琐事，如穿衣、饮食、汗出、感寒等，亦在其思考范畴之内，更有对诸多人物与事件的深究与思索。

林彪的众多关键决策，正是在这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中孕育而生的。诸如“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理念的提出，突出政治的指示，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以及在京津等地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设想，强化部队在江河湖海及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军队稳定的系列指示和命令，还有加强战备、防范敌人突袭的紧急指示等，均是在深思熟虑后，步履间口述而成，一经成熟便形成正式文件，迅速下发并付诸实施。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又道：“千年文字，犹能开口。”林彪正是日复一日地运用“烂笔头”，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开口说话”的“千年文字”。

以下摘引数则，窥见林彪每日所思所记之点滴：

此段原文：“忠庸，张春桥、柯庆施”：系林彪亲口指示，由我执笔所制之卡片。“忠庸”中的“忠”字，我最初书写为“中”，而林彪在其后特意添上了“心”字。在林彪看来，张春桥不过是一个擅长舞文弄墨、热衷于高喊口号的平庸人物。

“人类，作为物质世界中最为核心的存在，若对其不加以尊重，无疑将犯下最严重的错误。而青（指江青）所展现的威风，正在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这段话出自林彪之口，并由林立果亲笔记录于《毛主席语录》之中，这充分体现了林彪对江青的不满情绪。

林彪曾撰写大量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针对“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的观点，旁注道：“恩格斯未能对此作出明确阐释，而列宁则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提出，电子同样可以进一步分割。列宁坚信‘一’是由‘多’构成的，而恩格斯则缺乏这一认识。在理论高度上，列宁超越了恩格斯，他通过‘多’推导出‘二’，而恩格斯则机械地将‘二’硬套于理论之上。”

他进一步阐述道：“两种论点系阐述问题之术，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唯物主义，唯有详查实情，方可准确界定问题性质，进而制定相应政策。”

林彪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在其所著的散记中，对经济发展论述颇丰。他曾言：“凡关乎民生的，皆为世间头等大事。”他认为，“迅猛推进经济发展”不仅是“民族之魂、国家之魂、党的灵魂”，更是“劳苦大众的良知、责任者的风范、高尚品德的体现”。他强调，党必须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而善于聆听民声、洞察民情，正是“党的兴衰定律”。

“古策：（1）以君主为先，臣子随后，切不可臣子争先，抢先一步；（2）由君主发起和谐倡议，臣子响应，切不可臣子首先提出或不和谐之议；（3）君主劳碌，臣子得以安逸，如巡视一类事宜。

林彪淡泊于人际交往，他坚信“交际难以成就大事（且弊大于利——唯有追求独辟蹊径）”。

在谈及政策时，林彪如此阐述：“左、中、右——三重策略，采纳中策，顺应天命，既不过度，亦不偏颇”。“偏左的政策仅能引导少数偏激分子，偏右的政策则仅能团结少数右倾分子，而中立政策却能同时团结左翼与中间派，甚至拉近右翼的距离。唯有这种策略，方能凝聚多数力量。”因此，我们应当“保持中立，既不偏左，亦不偏右，通过调和反极左与极右的态度，形成合理的政策”。

林彪对战争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关于作战的笔记。在我的记录中，有一张卡片上记载了林彪的这几句名言：“贪图利益，追求胜利，纵容敌人如虎归山，在战争中需善于捕捉机会，见利则勇往直前，遇不利则适时止步（不论战事规模大小）。"

叶群对林彪随性记录的日常谈吐、即兴撰写的文字，统称为“散记”，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经常进行整理与补充。在她的办公室中，摆放着一个名为“卡片柜”的木质储物柜，专用于存放各类卡片资料。柜中便存放着不少叶群整理加工过的“散记”卡片。此外，办公室内还设有一个小型保险柜，其中收藏着叶群的“追记”——《一O—笔记》。在这本笔记本中，记录了林彪与叶群闲谈时林彪的言辞，由叶群亲自追记。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总会派遣我去协助。通常的任务包括将林彪亲笔所书的内容制作成卡片，并妥善存入“一O—”卡片专柜；将林彪与叶群对话中的内容，记录于《一O一笔记》之中；亦或是将林彪亲笔所书的一张张散纸，原样封存于“一O—”“手迹”专柜内。

叶群在处理事务时缺乏专注，常常一边整理资料一边通话，一通电话往往能持续一个多小时，而“那就这样吧”这句话不知要重复多少遍，她才会最终挂断电话。因此，整理“散记”这类资料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的时间。

“听文件”

林彪鲜少参与会议，对报纸、广播置若罔闻，与民众绝缘，且社交场合亦甚少露面。他获取资讯的途径主要依赖秘书每日上午、下午分别解读两次文件，每次时间不超过半刻钟。此外，叶群向他“述说”事务，或子女向他转述一些琐事，这些方式远不足以全面掌握各种信息。即便如此，他每日两次的文件聆听也难以持之以恒，时常是三天热度，两天懈怠。

我每日均迅速对收到的文件、电报、信函等材料进行初步筛选与分类，随后分发给各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进行汇报。秘书们并非对每一份文件都予以上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最短的时间，将国内外最为关键的事件汇报给林彪。毕竟，半小时的时间实在有限，因此很多时候，只能将需林彪作出批示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传达给他。

若林彪汗流浃背，即便文件上标注了“急件”或“特急件”，也只得耐心等待。秘书们常常上午盼着下午，下午盼着次日，次日又有新文件、新情况，手中的“待讲件”越积越多。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日复一日地“挤水分”，将那些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层层压缩，力求精炼。一旦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他们便迅速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至林彪处。

秘书在呈递给林彪的文件上都会标注一个“√”，然而，与我手中所持有的文件相较，那些标记过的文件数量却显得极为稀少。

担任林彪秘书的工作，在解读文件时必须具备出色的分析归纳技巧。他们需从繁杂且分散的情报中敏锐地捕捉到趋势、方向以及核心问题，并且能够运用精炼的语言对关键且复杂的议题进行汇报。既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也不能脱离文本任意发挥，同时还需保证发音清晰，举止得体。赵根生秘书因频繁皱眉而多次受到叶群的指责。

林彪曾就如何解读文件向其秘书提出了具体指示。他强调：“为节约精力，你们应当聚焦于方向性、政治性的核心内容。向我汇报时，也应着重阐述方向性、政治性的要点，即关乎大政方针和原则性的内容。尽量减少对数字和比例的阐述。这些内容往往变动频繁，难以记忆，而方向性的内容则具有较长时间的指导意义。对于过于专业和专门的细节，可以适当简化。”

叶群时常叮嘱秘书向林彪传达文件时务必做到“精简扼要”。她深知秘书们因担忧出错而心生顾虑，因此常言：“天塌不下来，有我和首长共同承担！”日复一日，秘书们的急躁情绪逐渐平息，甚至在忙碌之中也学会了偷得片刻闲暇，或是对弈、或是挥拍打乒乓球、或是闲聊片刻。

“文件——如同堆积如山，终被弃置九霄之外。人——充满生机，启发无限，闲谈中往往迸发灵感，犹如燎原之火”；“文件往往藏头露尾，经过粉饰，难以捕捉其重点与本质”，因此他主张“不应沉溺于演讲、文件与作文，而应多加闲聊，如此方能直击要害（本质），一语中的”。

“首长今日身体欠佳，若有要事，可告知于我。”如此一来，许多原本应由林彪亲自处理的事务，竟被叶群擅自决断，而许多本应让林彪知晓的关键信息，也被叶群暗中截留。即便如此，叶群仍下令秘书：“切勿将消息从右侧传入首长耳中，”这使得林彪错失了了解众多事务的宝贵机会。

叶群为何提醒秘书不可向林彪耳中吹风于“右侧”？这源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泽东的一个指示。

周、林、毛同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后的那段时期，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关注程度显著提升。他曾有一次，将一份详细记录了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少数人高呼反革命口号，甚至将毛泽东像撕毁并践踏的《快报》呈送给了毛泽东。在信中，林彪写道：“谨呈主席审阅。西北地区的形势实属值得关注”，意图唤起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关注。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却出乎意料，他写道：“林彪同志，此乃大好事。左派需做好牺牲数千人的准备，以换取右派数十万的胜利。”

同期，周恩来亦向毛泽东呈递报告，指出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众多地方的党委与政府遭受冲击，工作受到了显著的影响。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切勿过度悲伤，任其混乱一时。我听闻局势混乱，实则心中窃喜。此混乱之乱，乃是扰乱敌人，扰乱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若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我便感到不悦。”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所呈送之文件的批示，已在中央内部广泛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一位敢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直言不讳的勇者，曾多次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坦率地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反感和不满。她在信中曾写道：“我对文化一无所知，若将小说视作政治，且将其贬为毒草，我感到迷茫。一夜之间，与我共事的同事们竟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和牛鬼蛇神。

中央要求我批判刘少奇，我无法接受。少奇主席在党中央辛勤工作三四十年，怎可能成为叛徒和内奸？一个叛徒内奸能担任国家主席长达七年？宪法是否依然有效？为何可以任意抓捕、斗殴、逼人至死？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自己伤害同志和人民，实属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来，却最终丧命于自己的队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身份非同小可，她的言论虽可随意听闻，但你们必须具备筛选和加工的能力。不能盲目传递信息，而应成为信息的过滤器和加工厂。要明确哪些信息适合向首长汇报，哪些则不宜。绝不能从一侧向首长灌输可能引发偏差的观点，防止首长犯错误。”因此，宋庆龄对宪法的关切通过叶群的“过滤”作用未能传达给林彪。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随后的日子里，林彪又将末句略作改动，变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则题词中，林彪以“爱妻”之称谓称呼叶群，这在林彪为她所题写的诸多字画中尚属首次。

叶群对林彪所题之词深具厚爱，特地命人精心装裱，悬于壁上，继而又将其镌刻于砚盒之上。不久，叶群亦回赠林彪一幅墨宝：“恩情深厚，情报无穷，他日愿共赴黄泉”。

林彪昔日赠予叶群的题词，诸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无不劝诫叶群需严于律己，恪守矩矱。然而，此次谈及生死，叶群亦迅速回应，誓言生死相随。

“作为一个女性，叶群同样是不幸的。”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林彪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战争，悉心策划指挥战斗，专心致志，对叶群的忽视显而易见。1938年的那次负伤，虽然林彪捡回了一条性命，却留下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疾患，他忧心忡忡，对疾病忌讳莫深，加之性格孤僻，不擅交际，与性格开朗、不愿独处的叶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4年年底，我抵达上海后，逐渐察觉到林彪与叶群并未同住一室。林彪居于楼下，而叶群则住在楼上。当时林彪年仅五十七岁，叶群却只有四十四岁。不久之后，他们搬至苏州南园，林彪居于南边，叶群则住在北边，后来叶群更是直接搬到了另一栋楼中居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的卧室分别位于工字房的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的数间房舍。

林彪与叶群的作息习惯截然不同。林彪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时间，每日清晨6时即起，晚间9时左右便寝，无论春夏秋冬，均能坚守这一节奏，绝不熬夜，且一旦入眠，便绝不允许打扰。而叶群则偏好夜生活，通常上午10时后才起床，凌晨2时前绝不入眠。若是遇有会议，更是直到清晨四五点方才入睡，而次日中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才会醒来。在她卧床休憩时，还会让王淑媛为她进行头部按摩，陪伴她闲聊。这样的交谈往往让王淑媛困意袭来，甚至不小心将额头轻轻磕在叶群的脑门上。

林彪的餐饮习惯简单朴素，并无过多讲究。叶群则精心准备，每顿饭都有四道菜和一碗汤，且不断变换菜品。无论是山珍还是海味，南北美食她都能信手拈来。她总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食物，不受时间限制。在大连居住期间，她曾特意将饭菜送到林彪的客厅，一边享用一边提议：“这里的扇贝非常有名，我让人给您做点新鲜的贝肉尝尝如何？”林彪却婉拒道：“你享用吧，我不饿。”

林彪家庭成员四口之家，各有所食，各自餐桌，各自时分。我未曾目睹林彪一脉共聚餐桌的情景。偶尔，只见林立衡或林立果手持饭碗，在林彪面前边食边谈。林立衡与林立果对林彪甚是敬重，“爸爸”二字出口温婉，而对叶群则情感稍疏。他们对待叶群，如同对待工作人员一般，仅以“主任”或“叶主任”相称，绝未以“妈妈”称呼。林立果私下里更将叶群昵称为“叶胖子”，甚至以“他妈的，叶老胖”等语出之。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叶群的关系愈发紧密。

林彪素来不喜游历山水，亦不偏爱流连于喧嚣的市井之中，而叶群则生性活泼，喜好游玩。每至一地，她总爱出门走走，瞧瞧，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繁华商场，皆是她心之所向。上海、苏州、杭州的诸多胜迹，无不留下她的足迹。1965年4月，她在无锡逗留仅一周，即便如此，她仍抽空游览了梅园、蠡园、鼋头渚等地。每次游玩归来，她都会向林彪兴致勃勃地讲述所见所闻。林彪对于叶群谈论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并无丝毫反感。

林彪对叶群的个性颇有好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常能令林彪忍俊不禁，听她讲笑话更是让他笑逐颜开。然而，叶群在“说事”时的絮叨却让林彪难以忍受，他时常打断她的言辞，有时甚至长达数日不让叶群相见。

林彪深知叶群的聪慧，对一些文件的审核工作也乐于交由她负责，但同时又对她过于张扬的举止感到不悦，因而对她外出、串门、开会等活动进行了诸多限制。在1967年至1970年的那几年里，林彪不仅时常以口头的方式对叶群进行训诫，还多次亲自口授“座右铭”，并命我将其记录下来挂在叶群的床头。诸如“少吃多餐”、“开朗、愉快、活泼”、“说话莫啰唆，做事莫越权”等，无不体现了他对叶群既喜爱又烦恼、既亲近又疏远、既放任又管束的复杂心态。

当叶群因“假党员”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时，林彪便写信安慰她：“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之后，他又鼓励叶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这些言语无不彰显了林彪对叶群情感上的矛盾与纠结。

庐山会后与林彪数面。

会议落幕于庐山之后，林彪并未径直返回京城，转而奔赴北戴河。他直至九月下旬方才重返北京，以便参与国庆庆典的庆祝活动。

在1970年国庆期间，媒体对国家的报道依然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仿佛庐山事件从未发生。留守北京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叶群却似乎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她接连数日找秘书们谈话，透露出庐山会议的一些信息。其中一次，她特别找我，态度与前大相径庭，显得异常和善，主动与我握手，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和感情生活。这一反常行为让我感到困惑。经过一番曲折，叶群终于提到了庐山会议上的陈伯达事件。她解释说，陈伯达因一份材料引发问题，受到了主席和其他领导的批评。

尽管陈伯达作为文人难免犯错，但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她叮嘱我，如果听到相关消息，不必紧张，只需专注于工作。她还提到，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应立即交给秘书转达给首长。最后，她询问我是否保存有陈伯达的书信或题词，我回答没有。叶群便表示，如果发现此类物品，应直接交给她。当时，我推测她可能急于销毁与陈伯达往来的证据。那天，我发现陈伯达送给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已从她的办公室东墙上消失。

自十月中旬以来，源源不断的中南海文件，载有毛泽东亲笔批注的内容，陆续送往林、周、康三位手中。与此同时，涉及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分发。尽管毛泽东的批语直接指向陈伯达，林彪心中却明白，这实际上也是对自身的批评。

新春过后，林彪将我召见，他指示我：“你去叶群的卧室内挂上一句名言。”随后，他口述了这句名言：“归根结底，事情不会糟糕到哪里去。”当我遵照林彪的吩咐前往叶群居所取下条幅以便书写时，叶群却说道：“无需再写。请转告首长，我已经明白了。”

1968年盛夏，叶群被指控为“假党员”，此消息令她恐惧不已，在林彪面前泪流满面。当时，林彪便嘱咐我向叶群传达“最多不过如此，无需过分忧虑”的宽慰之词。庐山会议结束后，当叶群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时，林彪再次向她传递了相似的讯息。这表明，直至1971年，林彪的心态依旧保持平和，甚至可以说是从容不迫。在他看来，自己并无严重错误，毛泽东不会对他有何过分举动。因此，他鼓励叶群保持镇定，切勿过度紧张，夜不能寐。

在毛泽东实施“弃石”“混沙”“拆墙”等策略，全力推进“批陈整风”运动，逐步对林彪施加压力之际，林彪持“不至于太坏”的看法，亦难以保持平静。一日，叶群要求我将毛泽东的批示文件转交给她。当我将文件呈上时，她正与林彪在一起。叶群接过文件，朗读毛泽东的批示，手持文件在林彪面前挥舞，情绪激动地说：“你看，这是专门针对你的！”我离开时，只听见林彪对叶群怒吼：“别再烦我！出去，我要休息！”那时我察觉到，叶群似乎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惹得林彪心情烦躁。实际上，林彪可能真的感到焦虑不安。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汇聚了九十九位与会者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不仅持续揭露批判陈伯达的错误，还对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进行了批评。在会议期间，林彪和叶群自北戴河返回北京，却未参与会议。

会议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关乎方向路线的错误，即“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会议结束后，中央作出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内传达陈伯达的罪行，而在高级干部中则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

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纷纷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传达讨论的情况，一致表示对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表示拥护。尽管这些文件和电报仅是表态性的，并未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但叶群却因此感到极度紧张。她将我召至身边，交代道：“几位老总（即黄、吴、李、邱）是与毛主席共事的，他们是被陈伯达误导，本质上是好人犯错。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出于信任和爱护。

他们与陈伯达的情况不同，几位老总做检讨的事情不宜让秘书们知晓，以后这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不要直接交给秘书，而是直接交给我，我会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直接将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交给了叶群。当这些文件和电报再次回到我手中时，我并未发现任何曾向林彪报告过的迹象。

一日，我前往叶群处递交文件，恰好听见她在电话中向他人提及：“林彪同志近期身体欠佳，面色憔悴，每晚需服用两次安眠药，体重已降至八十余斤……是啊，历史上此类情形屡见不鲜……令人意想不到啊……”

“请您务必前往，若您不赴约，我们全家都将陷入绝境！”林彪虽这般回应，最终还是缓缓站起身，披上了内勤递来的大衣，步出家门，乘车离去。

通常，林彪总习惯于比毛泽东先一步抵达现场，然而，这次他却意外地晚到了。往日里，林彪总在天安门城楼上目送毛泽东离去后才返回，但这一次，他却提前离场。我们目睹了林彪的座驾仅半小时后便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对此感到惊讶不已。据内勤小毕，他随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后透露，林彪坐下不久，毛泽东便起身前往休息室。不久，林彪也随即起身，返回了毛家湾。

五月中旬的一个午后，临近正午时刻，林彪将我唤至其身旁，指示道：“今日下午，总理将莅临此地，你需寻得一张尺寸阔大的纸张，于其上书几行字，贴于此处。”言罢，他转身步出客厅，指向客厅入口南侧的墙面：“就在这里。”随后，他逐字逐句地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语毕，林彪双手合拢，比划出一个圆满的圆圈：“字体需放大些。”

我迅速返回办公室，取出一张完整的白纸，拿起排笔，蘸上鲜艳的红色广告颜料，将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清晰地书写于纸上。待林彪午休之际，我将这纸贴于西客厅门外的墙上。该处恰是周恩来进入办公室的必经之地，我特意将字迹放大，使其醒目，心想总理定会留意，或许还会稍作停留。由于周恩来常来林彪处，那面墙上从不粘贴字迹，我不禁好奇，总理看到林彪突然在门口张贴的三句口号，心中会作何感想。

数日之后，林彪向其秘书于运深口授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件，在信中他提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辖大军区的正副首长采取“四不与一需”的原则，具体为“不进行逮捕、不实施关押、不实施处决、不予以撤职”；“在特殊情况下，需遵照主席亲自下达的灵活指示行事”。

林彪表示，他是在审阅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后，注意到“一些同志对于安全问题表示了忧虑”，这才萌生了上述想法。

林彪认为，历经五年的文化大革命“批陈整风”运动后，“现任中央及中央局成员，其可靠性基本得以保证”。

林彪严令，确保此规定传达至卫戍区的每一位士兵，并每隔数月重复传达，持之以恒，十年如一日。同时，他还提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区，进行相应的调整。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将信稿递至我手，命我仔细誊写完毕后呈交林彪审批。或许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实施，亦或是其他某种原因，这封信始终未曾再次交给我，以机密渠道递送。

在1971年7月1日，这个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的结婚纪念日，我有幸再次见到了林彪。那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我与妻子一同拜访了林彪及叶群。叶群在会面结束后，引领我们见到了林彪。他当时正在客厅内漫步，一见我们到来，便热情地迎了上来。

叶群轻拍妻子的肩膀，向林彪介绍道：“这位是小李的妻子小刘，他们今天喜结连理，特意来向您道贺。您觉得这如何？”林彪一边伸手与我妻子握手，一边连声说道：“好，好。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当我提到妻子的父亲是开滦煤矿的井下采煤工时，林彪回应道：“小李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你来自工人家庭，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真是好！”那天，我发现林彪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颇佳，胡须打理得干干净净，言谈中也充满活力。

1971年7月16日，林彪重返北戴河，自此踏上了无法回头的征途。